本报足球评论员 王晓瑞
自10月份中超首轮1比0爆冷击败成都蓉城、延缓冠军归属之后，津门虎实际上已基本锁定保级。而拜种种巧合所赐，在七八月间连克深圳、申花、海牛和玉昆之后，他们又打出了一波不可思议的四连胜，风头一时无两。
当下，足球圈内充斥着对津门虎“玄学”的探讨。比如二次转会期未引进一名球员、于根伟在禁赛期间球队却惊险起势，再加上谢蒂内如同段誉初学六脉神剑般时灵时不灵的射术——凡此种种，都很难用理性与科学加以解释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上半赛季某些场次中，津门虎还频繁坐镇泰达球场痛失好局，如今却能接连客场攻破玉昆、战胜国安、逼平海港，愈发显得不可思议。
诚然，在津门虎队史上，类似本赛季这般后程发力的“胜利大逃亡”并不少见。但必须承认，无论是13年前负6分起步、通杀BIG4的惊险上岸，还是2015年、2018年直至收官阶段的死里逃生，外部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说得再直白些，就是“砸钱”——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追加投入、疯狂买人、重金悬赏，这些非常手段叠加在一起，映衬在金元足球的时代背景下，其刺激作用不言而喻。可如今已是后金元时代，何况天津队也拿不出太多资金，否则就不至于去年错失叶楚贵，今年又租不起刘彬彬。
有人说，恰恰是因为花不起钱，天津队才早早居安思危，狠下功夫抓精神文明建设，练就了一股打不垮的铁血气质。但这种解释同样显得牵强。其实，本赛季踢到今天，有一条脉络十分清晰，且在第二次四连胜之后愈发鲜明——那就是树立于根伟的绝对核心地位。
多年来，这也成为不少人批评乃至抨击于根伟的论据：既是主教练又是总经理，既负责执行又掌管管理，这种看似“高度集权”的模式，与现代企业管理规范相悖。特别是今年7月俱乐部与其续约之际，更有人以此发问：难道是于根伟自己给自己签的新合同？
可所谓的“高度集权”，放眼整个中国足坛，反而恰恰是最为欠缺、也最值得深思的。当年恒大两夺亚冠，里皮、斯科拉里的主教练全权负责制功不可没。6年前奥拉罗尤率苏宁问鼎中超，也与联赛第二阶段集团和俱乐部高层提前“撒手不管”有着很大关系。多年来，不少中超豪门之所以大投入换不来大产出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部多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或是管理者频繁干预执行者。但这些现象在今天的津门虎根本不存在。相反，在夏季引援资金匮乏之际，老于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：既然没钱买人，那就把现有的钱全部分给帐下的子弟兵——要的就是精诚团结，要的就是同舟共济。
如今，津门虎这套所谓“集权运营”反而引来众多中超兄弟球队的关注。这里需要交代一个事实：早在2021年津门虎创立之初，俱乐部之上便设有一个足球工作小组。于根伟作为俱乐部总经理虽是成员之一，但在诸多重大事宜和重大决策的处理上，也需接受其他成员乃至更高层面的监管与审批。换句话说，于根伟并不拥有百分之百的拍板权，在大方向和大战略的制定上，体育系统乃至更高层领导的意见更具指向性。
于根伟拥有话事权和建议权，但天津足球圈内都清楚：小到拉练、引援，大到资金调控、目标规划，老于仍需听取上面的意见。包括每年俱乐部的预算融资，所谓的六家国企也都是把钱凑齐后，一并注入由工作小组管理的市属账户，再由俱乐部申请调配、使用或调控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投资方只负责投资、不参与决策和管理；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大方向并审批各项决策；于根伟则作为足球专业人才，专注于俱乐部和一线队建设。
所以，所谓“高度集权”的说法是片面的，这套机制反而更像是“三权分立”。一位南方俱乐部老板曾向记者感言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、提倡和学习的范本。特别是当前国企、民企混合所有制俱乐部日益增多，如何妥善平衡各股东关系，同时保证运营效率和足球事务的专业性，天津津门虎这套“分权+垂直化运营+专业人做专业事”的模式，足以值得整个联赛学习借鉴。毕竟它可以在制度与模式层面最大限度地规避诸多问题，而这正是天津队所强调的“团结”之根源所在。
当然，于根伟自己也十分争气。从2021年到2026年，两次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带队保级成功，说明其业务能力具备相当水准，同时也能扛住各种重压与考验。其实就在2024年，老于的处境也曾一度微妙：那年天津体育系统和足协高层换届，于根伟不仅要面对上层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，还不得不提防津门其他足球势力的跃跃欲试。但连续两年夺得第六名，于根伟证明了自己正是当下这套制度体系最合适的执行者。
